《出走的决心》，辐射了三代男女关系。
李红的父母作为典型的旧式传统夫妻，父亲是封建大家长制的主谋，母亲则是帮凶。
母亲作为受害者，同时也是施害者。一方面她懂女儿的苦，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女人必然要受的苦，不能反抗，反抗就是“谁叫咱们是女人”。
李红的母亲是被男权社会成功洗脑的女性，偶有觉醒，但多半时候她所说所做所遵循的行为规范，是媚男欺女，是男权的打手。
李红与丈夫孙大勇，勉强算承上启下的一代。
这一代的男人，已经不愿意像老一辈男性那样，承担家庭的全部开支。他们将一部分赚钱的压力转嫁给妻子，并没有从妻子手里接过相应的责任与负担。
时代将女性推了出去，却没有将男性拉回来。李红们既主内又主外；她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，却在回家后，依然被当老妈子一样看待和要求。
“出走”，是贯穿这一代女性一生的母题。我记得我妈也无数次说过，等我们上了高中就离婚，等我们上了大学就离婚，之后变成了等哥哥的孩子上学以后再离婚……
《出走的决心》之所以触动无数女性，因为它揭露的是家庭的普遍性问题，但真正能像李红这样走出去的女性，少之又少。她像一面旗帜又像一个榜样，从忍到走，这其中的辛酸，只有女性能懂。
李红的女儿孙晓雪与丈夫徐晓阳，某种程度代表了年轻人的婚恋观。男性开始承担一部分家务，懂得在态度和语言上尊重女性。
然而即使像徐晓阳这种情绪稳定、无不良嗜好、愿意力所能及地分担妻子苦恼的“新男性”，依然会在因为被优化而感觉万分痛苦的妻子面前，脱口而出“正好在家带孩子”。徐晓阳之所以愿意出钱给李红买车，更多的原因也是她帮忙带了孩子。
孙晓雪也很矛盾。未婚时，她支持母亲离婚、抗争、做自己，然而当她也成为母亲，生下双胞胎后，却又迫于现实压力，选择继续剥削母亲的剩余价值，由母亲扛起她外出工作的天空。
电影有一个镜头很有隐喻性。李红要走，孙晓雪冲出来叫妈，身后两个孩子也跟出来叫孙晓雪妈妈。那一刻，母职的传承像一座大山，压在两代女性身上。
无论哪一代女性，她们自身的需求都没有被重视；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，只要背负这些身份，身份的责任，就大于她们的姓名。
做女儿的，要为父母着想；做妻子的要为家庭着想；做母亲的要为子女着想，她们被困在他人的人生里，慢慢荒芜了自己的花园。
很多女观众从电影里，看到了姥姥、妈妈与自己的影子。三代人的生活，有明显的变化但又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。纠结、无助、左右为难的，始终还是女性。
三代男性，都活得不差；三代女性，都过得不好。
而这种不好，并非某一个家庭，是整个社会给予女性的压力。
生育责任被最大化地以家庭为单位去消化；进而又被细分到了母亲头上，往往要牺牲两代甚至三代母亲的自由，去抚育一代孩子。
这种困境，超越了生存困境，男性很难理解。
他们始终把女性理解为舒适阶层，认为没什么比生存更难。这种男权社会初期的社会印记早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。如今没有哪个女性离开男性会面临生存困境，反倒当她们进入男性世界才发现自己不仅被当成弱者，更因为生育而成为了弱者。
《出走的决心》注定是一部只有女性能够共情、共鸣的电影。
因为女性根本不需要努力成为女性主义者，只要她们做自己真正该做、喜欢做，而不是被男权社会赋予了责任的事，就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性主义者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女性主义电影教育的永远只是女性，意义何在？
有人提议这部电影应该拿到高铁站大屏、地铁小屏、酒吧、甚至民政局去放，强行将时代的脉搏按压在男人顽固的手腕上。
没用的，在任何地方播放，不看的人还是不看。
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改变，只会被现实推着微调。
所以我始终强调一定要有女性发声、女性在场、女性上桌，因为除了女性自己，不可能有任何人愿意做女性的代言人；不在女性的处境下，任何代言也都是隔靴搔痒。
从某种意义来说，拍电影是一种权力；出走后的苏敏，有了自己的粉丝、IP、代言收入，同样是一种权力。走出家庭，与男性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竞争社会资源，是出走的意义，也是女性改变命运唯一的路径。
最后说个近期对我自己触动很大的事。一个读者把我的书推荐给母亲看，母亲看到一半哭了，说如果早看到，绝对不会找你爸，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一本书。
对于共同命运的感慨，让两代女性达成和解，我的书只是起到了一个药引子的作用。
这就是当下女性共同的命运，无论我们，还是苏敏们，都不能指望他人被教育后心生怜悯，只能坚信女人被教育后走出困境。
枷锁要自己砸开，钥匙得握在自己手里。对吧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