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，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，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，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，“我上了大当，你做了起义将军，我倒做了战犯，”[凝视] 1956年的一个下午，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再次来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这已经是他第几次来看望老部下陈长捷了，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冷眼相对。 陈长捷看到这位昔日的老上司，心中的怒火依然难以平息，在他看来，自己死守天津最终被俘成了战犯，而傅作义却因为北平和平起义成了“功臣”，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无法释怀。 两人的渊源要追溯到几十年前。陈长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，傅作义是他的学长，1919年陈长捷毕业后，正是通过傅作义的引荐，才得以加入山西阎锡山的晋军系统。 在晋军中，陈长捷展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能，1927年他在宣化成功阻击奉军，营救了张荫梧部，因此受到阎锡山嘉奖。次年又率部攻克保定，进入北京，升任第九师师长。 然而好景不长，1940年陈长捷与阎锡山产生矛盾，被解除军职，走投无路的他带着一个警卫营，再次投奔了已是第八战区副长官的傅作义。 傅作义没有忘记这位老部下，立即向蒋介石举荐，陈长捷得以出任内蒙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。1947年底，傅作义又力荐他出任天津警备司令。 陈长捷到任后积极整顿天津城防，连蒋介石都对他的工作表示认可，然而，他对1948年底战局的判断却出现了致命错误。 根据以往经验，陈长捷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后，至少需要三到六个月休整才能入关作战。因此天津的城防准备并不紧急。 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时间。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，迅速秘密入关，11月下旬，解放军已突破关卡，12月2日，两个纵队从宝坻方向向天津推进。 12月5日，平津战役正式打响，短短一周时间，天津便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。此时的陈长捷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但为时已晚。 12月15日，蒋介石亲笔写信给陈长捷，要求死守天津，并暗示“已准备从海上征集大批船只”，但这与傅作义“坚定守住，就有办法”的指令并不一致。 事实上，解放军早已占领军粮城，截断了天津重要补给线，12月20日又攻占张贵庄机场，天津外围战斗全面打响，而此时的傅作义，已在北平与解放军进行秘密接触。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，天津战役最终打响。尽管陈长捷自恃天津防务坚固，但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，仅仅29个小时后，1月15日下午3时许，天津宣告解放，陈长捷在地下指挥部被俘。 天津的迅速解放彻底改变了华北战局，也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，1月3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，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摧残。 正是这种强烈对比，让陈长捷心中充满怨恨，在功德林改造期间，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时常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批评傅作义“不仁不义”，更加深了陈长捷的愤懑。 然而历史的选择往往比个人恩怨更加复杂，傅作义在北平的选择保护了古都和无数生命财产，陈长捷在天津的坚守则体现了军人的职责担当。 1959年12月4日，陈长捷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获释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，他最终与傅作义达成和解，两位曾经的战友重归于好。 陈长捷晚年生活相对平静，直到1968年在特殊历史时期不幸离世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，最终也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受害者。 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，更是大时代变革中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果，傅作义选择了和平，陈长捷选择了坚守，两种选择都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。 这个故事让人思考：在历史的关键节点，一个人的选择究竟应该服从于什么？是个人情感、军人职责，还是更大的历史潮流？当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交汇时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那些复杂的人性选择？ 你认为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如果你是陈长捷，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傅作义和陈长捷，谁的选择更值得理解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个复杂的历史话题。 信源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《五里桥谈判：叩开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》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自我毁灭的西南保护战 1370页-1389页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