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昭燏从灵谷寺七楼跳下那年才55岁，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“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” 二十年后，接她位子的姚迁也因为同一句话，在巨大压力下自尽。这俩人都是为了守文物，把命丢了！ 每次走进南京博物院，看着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静静陈列，我总会想起两个沉重的名字——曾昭燏、姚迁。 这两位先后执掌南博的院长，都把“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”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，最终都为了守护这句誓言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 55岁的曾昭燏从灵谷寺塔纵身跃下，二十年后58岁的姚迁在家中自缢身亡，两代人的接力坚守，用最悲壮的方式，给43万余件南博馆藏文物上了最沉重的“护身符”，每次想起都让人心头发紧、眼眶发热。 曾昭燏的坚守，是在风雨飘摇中为文物撑起一片天。作为曾国藩的曾孙女，她本可以坐拥优渥家境，却偏偏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文物守护之路。 早年留学英国的她，抗战爆发时毅然放弃留在大英博物馆的机会回国，跟着文物南迁的车队辗转湘桂滇黔，那些装着文物的箱子比她的性命还重要，睡觉都把库房钥匙捆在身上。1955年成为新中国首位女博物院院长后，她更是把全部心血都扑在了文物上。 当时全国文物保护经费不足七十万元，南博库房破败，她四处奔走化缘，甚至把自己珍藏的英伦藏书拿去义卖，只为给文物修缮库房、配备基础的保护设备。 她立下铁规矩：文博人员不准私人收藏古董，自己更是以身作则，把家里传的清同治瓷茶具都捐给了国家。在她看来，每一件文物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记忆，绝不能成为个人的私产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政治风波来袭，她因为显赫的家世和文物工作中的坚持，遭到了无休止的审查和批斗。有人想把馆藏的珍贵字画当作私产赠送权贵，被她严词拒绝，这也让她承受了更多压力。 1964年12月22日，身心俱疲的曾昭燏把大衣交给司机，留下字条后从灵谷寺塔跳下，用生命捍卫了“文物非私产”的底线。 在她任职的十年间，南博新征集古书画38000余件，其中不乏宋元精品和明清名家力作，她主持发掘的南唐二陵，更是为研究南唐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资料，这些数字背后，都是她用心血和坚守换来的。 谁也没想到，二十年后，同样的坚守，同样的困境，再次降临在南博的掌舵人身上。接过曾昭燏接力棒的姚迁，是复旦历史系的高材生，从年轻时就跟着文物清点队四处奔波，从城墙砖缝里抠甲骨，从废铁堆里挑青铜，把自己当成“文物的搬运工和档案员”。 他深知文物保护的重要性，主持编写的《馆藏文物鉴定分级细则》后来成了全国博物馆的登记蓝本，还顶着压力推进文物数字化编号，力求让每一件文物都有迹可循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一些领导干部把南博当成了私人书房，频繁来借沈周、文徵明等国宝级书画，说是借，实则有借无还。按规定一级文物严禁外借，可面对省部级领导的压力，没人敢出声，只有姚迁硬着头皮拒绝。 他知道自己得罪不起，但更知道文物是国家的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于是他让保管部建立专门台账，谁借的、借了什么、什么时候该还，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，到期就亲自上门催要。这种“不识大体”的坚持，很快招来了报复。 1984年，有人伪造材料指控他剽窃学术成果，《光明日报》连续两天发文把他打成反面典型，甚至连他和日方策展人在文物展海报前的合影，都被扣上了“崇洋媚外”的帽子。 姚迁三次递交申诉材料都石沉大海，身边的人纷纷与他切割，连同事都贴大字报要“肃清他的流毒”。1984年11月7日，他被通知暂停院长职务配合审查，当晚对妻子说“他们不给我清白，我就用命换”。 第二天凌晨，人们发现他自缢身亡，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《文物保护法》，扉页上写着“坚守初心，至死不渝”。 后来调查证实，指控他剽窃的手稿纸张是1983年生产的，而所谓“被剽窃”的书1981年就出版了，这分明是一场针对他的诬陷。可清白来得太晚，这位曾奔波17个省追回52件西周青铜器、31件战国漆器的院长，终究没能熬过这场不公。 如今的南博已是年接待超300万人次的国家一级博物馆，43万余件馆藏文物中，22万余件珍贵文物安然无恙，一级文物数量占全国近三十分之一，这些都离不开曾昭燏和姚迁打下的基础。 他们用生命证明，文物从来不是权贵的玩物、个人的私产，而是民族的根与魂。曾昭燏义卖藏书为文物筹经费，姚迁攥着法律文书以死明志，他们的坚守不是不懂变通，而是不愿让民族记忆受损。 或许有人觉得他们傻，为了文物丢了性命不值得，但正是这份“傻气”，才守住了文物保护的底线。现在我们有了更完善的《文物保护法》，有了恒温恒湿的库房和数字化保护技术，可更该记住这两位用生命铺路的前辈。 他们的牺牲不是结束，而是警示：文物保护永远不能妥协，“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”这句话，值得每一代人刻在心里。 每当看到南博里那些完好的文物，就该想起曾昭燏和姚迁，想起他们用生命为文物筑起的防线，这份坚守，永远是文物最坚实的“护身符”。
